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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网商标案件中网络平台服务商应承担哪些责任?

发布时间: 2016-06-12 09:13:58   发布人:本站编辑  浏览次数:   来源: 本站原创

 

涉网商标案件中网络平台服务商应承担哪些责任?
——对《北京高院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的解读
 
 根据出售商品的商家(以下简称“卖家”)与网络平台服务提供商(以下简称“平台服务商”)的外在关系来看,目前网络销售主要分为两种模式:其一,卖家自己建设网络服务平台,向不特定的买家销售商品,如京东、亚马逊等,该模式仅涉及卖家和买家,所以处理此模式交易环节出现的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违法案件,与处理普通的商标侵权案件无实质区别。另一种模式是卖家通过平台服务商,把商品通过网络销售给不特定的消费者(以下简称买家),如淘宝,此模式涉及卖家、平台服务商、买家三方主体。近些年来处理此种模式出现的侵犯商标专用权案件,对确定侵权责任主体、平台服务商对侵权事实的主观态度,以及平台服务商事前、事后应尽哪些义务等问题,存在一定的困惑和争议。北京高院于2016年4月13日发布了《北京高院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其中第17条至第28条,对涉及网络商标案件审理中出现的存疑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认定标准,不仅对司法审判活动起到了指引作用,同时对网络售假、侵犯商标权等行为起到了很大的预防作用。本文将结合近年来网络商标侵权典型判例,解读该指南的精髓部分。
强调了网络平台服务商对其发布的消息有合理的审查义务
案例导读:从2009年起,广州市芳奈服饰有限公司不断收到相关消费者从淘宝网上买到假“芳奈儿”的投诉,调查发现,淘宝网上涉嫌售卖假“芳奈儿”的网店多达4000余家。公司在对其中1045家售假网店进行公证后,选取北京、广州、武汉三家售假淘宝店,分别在三地同时提起侵权诉讼。最终武汉市中院下达一审判决:淘宝店老板刘某在网上销售假“芳奈儿”内衣构成侵权,应向“芳奈儿”赔偿4.7万余元,尽管淘宝网一审未被判决承担责任,但主审法官仍向淘宝公司慎重下了司法建议函,就如何杜绝、防范此类售假侵权事件的发生提出了详细建议。
此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以往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商标权利人面对网络平台上销售的假冒、仿冒商品,往往向法院主张在平台上销售假冒、仿冒商品的卖家与平台服务商共同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但平台服务商往往以自身作为网络服务商,客观上没有参与商品的交易环节,主观上也没有侵犯商标权的故意,以此作为抗辩的理由。此次北京高院发布的《审查指南》第19条规定:“平台服务商通常情况下不具有事先审查网络交易信息或交易行为合法性的义务,但应根据其所属行业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内容以及通常应具备的信息管理能力和经营能力等,采取必要的、合理的、适当的措施防止侵害商标权行为的发生。”不难看出,平台服务商不能再以事先不审查义务作为绝对的不侵权抗辩理由。今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会对平台服务商是否尽到了合理、必要的事先审查和管理作出认定,作为认定平台服务商是否担责的判断依据。平台服务商面对成千上万的卖家和琳琅满目的商品,显然没有能力对所有商品进行实质审查,但应该在其能力范围内,对卖家的资质如营业执照、原产地证明、进出口许可证、商标权利证书、商标使用许可等内容进行事前的形式审查,最大限度内防止侵犯商标权违法行为的发生。
明确了如何认定平台服务商对侵权事实所持的主观态度
案例导读:淘宝网店经营者杜某销售假冒的衣念旗下品牌的服装,被衣念(上海)时装贸易有限公司以“侵犯商标专用权”将其与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一起告上了浦东新区法院。法院认为杜某知道其销售的商品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淘宝故意为杜某销售侵权商品提供便利条件,构成帮助侵权,具有主观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判处杜某与淘宝共同赔偿衣念1万元。
从上述案例不难发现,平台服务商对卖家实施侵犯商标权的行为的主观态度,将影响着平台服务商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判定。如果平台服务商对侵犯商标权利的违法事实知情,并没有及时通知商标权利人,以及采取其他屏蔽页面、断开链接等行为,反而放任或者帮助卖家的违法行为继续扩大,则要承担侵权责任。
如何判断平台服务商“知道”网络卖家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害商标权行为,是认定平台服务商承担责任的重要依据,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审查指南》第26条规定,把平台服务商“明知”网络卖家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害商标权行为扩大到了“应知”网络卖家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害商标权行为,对保护权利人商标权利更加公平合理。该条第二款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认定平台服务商知道网络卖家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他人商标权,可以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被控侵权交易信息位于网站首页、栏目首页或其他明显可见位置;(2)平台服务商主动对被控侵权交易信息进行了编辑、选择、整理、排名、推荐或修改等;(3)权利人的通知足以使平台服务商知道被控侵权交易信息或者交易行为通过其网络服务进行传播或者实施;(4)平台服务商针对相同网络卖家就同一权利的重复侵权行为未采取相应的合理措施;(5)被控侵权交易信息中存在网络卖家的侵权自认;(6)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出售或者提供知名商品或者服务;(7)平台服务商从被控侵权交易信息的网络传播或被控侵权交易行为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8)平台服务商知道被控侵权交易信息或交易行为侵害他人商标权的其他因素。
最值得关注的是上述考虑因素的第(6)项,今后购物网上兜售的几十元人民币的假冒阿迪达斯、耐克,几百元的仿劳力士手表等等与正品价格极其悬殊的侵权行为,网络服务平台不能再以对侵权商品信息不知情来逃脱侵权责任。此项规定将会对价低量次的假名牌在网上满天飞的现象起到严厉的震慑作用。
加重了平台服务商事中的举证义务以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案例导读:2015年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发现,被告天猫网店“米琪服饰专营店”销售鄂尔多斯牌羊毛线,认为其侵害商标权,将该网店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索赔30余万元。被告迟迟不露面,不应诉,法院向被告工商注册登记地址送达法律文书,也查无此店。原告依法提起财产保全申请,并提供被告支付宝账户信息,申请法院进行财产保全。合议庭合议认为,考虑到电商的特殊经营模式,被告又不在其工商注册的经营地实地经营,确实存在隐匿财产以及判决文书难以执行的风险。合议庭及时做出依法财产保全决定,冻结被告的支付宝账户。此后被告支付宝账户陆续进账7万余元,且一直处于只进不出状态。不久,被告主动现身应诉。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北京米琪贸易有限公司停止侵害原告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诉讼支出合理费用共计19万余元。
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电子平台销售产品或者服务,不受地域限制,很多环节均在虚拟的网络中实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隐蔽性,原告(商标权利人)在取证、质证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而且,网络服务平台与卖家两者利益相关,平台服务商严厉打假会导致卖家和商品数量迅速减少,也会导致电商服务平台的广告、交易佣金等收入的降低,可以说电商平台与卖家的利益绑定在一起。以前发生过的涉网商标侵权案件中,平台服务商与网络卖家往往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面对商标权利人的诉讼,商标权利人处于被动的局面。《审查指南》第20条第二款规定:平台服务商提供能够确定网络卖家的主体身份、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证据的,可以初步认定被控侵权交易信息或者交易行为系由网络卖家提供或者实施。同时该条第三款规定:平台服务商不提供证据或无法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交易信息或者交易行为系由网络卖家提供或者实施的,可以认定其直接提供了被控侵权交易信息或实施了交易行为。
综合上述指南第20条第二款和第三款不难看出,两款规定的内容把网络卖家和平台服务商由过去的统一战线关系变成了“敌对”状态,平台服务商提供了网络卖家信息证据后,初步认定网络卖家侵权。而且,平台服务商若不能证明是由网络卖家实施的侵权行为,则直接推定平台服务商承担侵权责任。平台服务商不再心甘情愿地帮助网络卖家隐藏证据,否则自己将会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明确规定了平台服务商事后补救义务
案例导读:由于淘宝网店主魏女士未经傲胜(中国)公司授权,擅自开设自称是“傲胜官方旗舰店——唯一授权北京店”的网店,并销售假冒傲胜商标的伪造品,侵犯了公司的商标专有权,而淘宝网对此不闻不问,还为其售假提供便利。由于事发前期傲胜(中国)公司与第二被告交涉赔偿事宜未果,傲胜公司将魏女士和淘宝网一并诉至北京市顺义区法院,要求其停止侵权行为,连带赔偿50万元,并在媒体进行公开道歉。法院支持了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认定淘宝网没有采取事后有效的补救措施,导致原告损失被进一步扩大,淘宝网与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平台服务商知悉侵权行为后,及时有效地采取事后补救措施,将对权利人挽回损失起到重要的作用。《审查指南》第23条对平台服务商事后补救做了如下规定: 平台服务商根据权利人发送的通知,知道网络卖家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害商标权行为的,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必要措施是否及时、适当应当根据网络服务的性质、通知的形式和内容、侵害商标权的情节、技术条件等因素综合判断。显然,此项规定将督促网络服务平台,在发现自身平台出现了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的违法事实,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防止商标权利人的损失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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